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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战疫进行时——专访非洲疾控中心疾病控制高级顾问王晓春

图片说明:非洲战疫进行时——专访非洲疾控中心疾病控制高级顾问王晓春,。

4月19日,在摩洛哥塞拉,一名男子走过一幅向疫情期间辛苦付出的人们致谢的宣传画《环球》杂志记者/吴美娜令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地点,非洲。据非洲联盟建立的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非洲疾控中心)数据,截至北京时间4月24日,整个非洲大陆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7万例,死亡人数超过1200人,且数字还在增加。4月15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非洲最终可能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大冲击;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说,非洲可能会在3到6个月内出现多达1000万确诊病例;4月17日,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称,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导致非洲至少30万人死亡……面对非洲疫情,近来多方的预测情况更趋严峻。这一背景下,非洲一百位著名知识分子、作家和学者共同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行动时刻:就COVID-19危机致非洲领导人的公开信》,希望能够敦促非洲大陆领导人以疫情为契机,推动和改变非洲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么,眼下非洲疫情如何,未来变数几何?《环球》杂志记者采访了非洲疾控中心疾病控制高级顾问王晓春研究员。相对更为困难《环球》杂志:相对而言,全球范围内,非洲近年来遭受传染病侵袭的种类和次数更多。面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一方面人们似乎有了更为丰富的应对经验,另一方面却仍然显得脆弱。如何看待相关问题?王晓春:换句话说,非洲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方面,它有相对更长的准备时间,第一例病例报告出现于2月15日。非洲多年来传染病状况一直相对较为严重,但实际上传染病防治模式是相同的。任何一种传染病要在一个国家、一个社区传播开,都得具备三个环节——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非洲国家总在应对各种传染病,针对三个环节,有专业的防控队伍,至少在国家这一级已经有了丰富的传染病防控经验。所以,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是有一定能力的,至少在国家这一级。但非洲的劣势也是显而易见的,其基础医疗设施和医疗服务都非常弱,且大部分非洲人群的基本生活条件差,因此可能会面临更大挑战。比如居家隔离的问题,如有些非洲专家所言,很多非洲人群是靠日收入为生的,每天打工,有日收入才能生活下去,隔离一周或许还行,隔离两周甚至更长,他们就没有收入了,他们在银行可能也没有存款,即没有办法保证“居家隔离且没事”。此外,面对疫情我们都知道不要聚集、减少聚集,而在非洲一些国家,很多老百姓就是居住在一起的,或者在居住条件较差的情况下继续生活。还有一个资源挤兑的问题。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而采取的封城等举措当然对其他病患会有些影响。一些常见的或经典的传染病如艾滋病、结核等,都是慢性传染病患者,需要长期治疗长期关注。非洲目前依然有拉沙热、登革热、鼠疫、麻疹等传染病流行,相应病人依然需要治疗。这对国家而言,一是病人本身的管理问题;二是防控人员分配问题,即公共人员队伍和医生队伍,如果更多投入到新冠肺炎疫情管控中,可能其他疾病应对方面就没有那么多力量了。《环球》杂志:很多人从气候、人口结构等方面分析了非洲新冠肺炎疫情的态势,结论不尽相同。如何看待相关问题?王晓春: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在气候方面,非洲各地情况不一样,比如现在西非已经很热了,40℃左右;东非和中非则要进入雨季,天要变凉了。有人说天一热呼吸道疾病传播会减弱,但非洲的凉热显然也不统一,所以气候这个因素很难和疫情的发展态势联系起来。人口结构方面,首先至少在非洲大部分国家,首都等大城市人群密集性很强。年龄层面,非洲的中青年占了很大比重。就新冠肺炎而言,似乎老年人更易感,中青年不易感。但其实很多年轻人也在感染,只是轻症可能会多一些,感染之后不易被检测出来,当然还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里面中青年可能会更多一些,所以这一点也很难说明问题。目前新冠病毒的相关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即这个病毒生存环境的影响因素等还不清楚,可以说基于一些观察,气候和人口结构因素对其疫情态势有一定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至少在非洲,短期之内不是决定性的。《环球》杂志:蝗灾、贫困、冲突、疫情,都是非洲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眼下的棘手难题有哪些?该如何加以应对?王晓春:的确,非洲国家面临的挑战多,面对疫情,眼下的难题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非洲的确诊病例数在迅速增加,问题严重。第二,尽管很多非洲国家的病例一开始是输入性的,但现在大部分非洲国家疫情已经转为本地传播和社区传播了。输入性传播相对社区传播要好管控得多。第三,一些非洲国家在许多方面仍然没有完全准备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比如若要确保隔离措施落实,如何解决一些人没有收入的问题。第四,大部分非洲国家基础医疗设施薄弱,很难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在本国的流行。如果有大量病例发现,要把所有感染者隔离起来,有没有地方?如果重症病人多了,有没有足够的ICU病房,有没有足够的呼吸机?现在一些普通要求可能都达不到。这是其面临的问题。非洲应该怎么办?可重点借鉴中国经验。病人不管是重症的,还是轻症的,都是传染源,要早发现、早隔离、早报告、早治疗。我们也在鼓励非洲当地人建自己的“方舱医院”,尽量做到早隔离。他们现在也在积极行动,要建治疗中心,等等。切断传播途径方面,非洲国家也在宣传,但宣传怎样贯彻下去很重要。目前知道的主要传播途径是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针对飞沫传播,还是要戴口罩,针对接触传播,要勤洗手,这些在非洲要贯彻好非常困难。保护易感人群方面,要对大众进一步做宣传,全民动员,让大众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探索与转变《环球》杂志:与其他地方相比,非洲防控举措有无特别之处?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成立给当地及世界带来哪些改变?王晓春:非洲第一个病例出现于2月15日(在埃及),第二例为2月底(在阿尔及利亚),相比美欧等地,非洲有更长的准备期,也采取了更积极更严格的措施,且通过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增强了信心。尽管疫情很严重,但中国的经验告诉非洲,只要措施得当,疫情是能够控制住的。第一,非洲在第一例病例出现后,就实行了旅行限制。55个国家各自采取的具体措施不一样,但大都比较迅速有力。第二,社交距离策略。53个国家已经由政府颁布了社交距离的措施,即关闭学校、禁止聚会、关闭公共场所等。第三,有关国内活动的限制。现在非洲23个国家在实施宵禁;14个国家在部分城市实施封城,部分城市指的是在疫情严重的城市;18个国家采取了完全封城举措。非洲疾控中心的成立主要源于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之后,非盟认为应该建立一个疾控中心,协调55个成员国之间新发和再发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对于这次新发疫情,非洲疾控中心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疫情刚开始时,非洲疾控中心就启动了应对“大流行”的战略规划。为实施规划,中心成立了非洲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专题工作组,其成员来自一些非盟成员国。工作组有具体的工作小组,包括管监测的、管治疗的、管大众宣传的,等等。同时,中心内部建立了突发事件管理系统,把55个非盟成员国都连接起来,能够实时通报非盟各国的疫情。非洲疾控中心主要做了六大工作。一是领导力建设,即部长会议、战略规划等。二是能力建设。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之前,非洲疾控中心就开展了针对疫情防控的各类培训,大部分非盟成员国都派人参加了这个培训工作,他们现在在开展监测、检测等这些工作。三是物资支持。目前非洲大部分国家都收到了非洲疾控中心提供的诊断试剂。四是根据各国需要,派出专业人员对一些国家予以帮助,包括刚果(金)、喀麦隆、埃塞俄比亚等。五是技术支持。非洲疾控中心编写了各种技术指南,比如社交距离、监测、检测等,并发给各个非盟成员国。六是沟通协调。非洲疾控中心每周都要召开应急反应会议,与各成员国沟通,并进行疫情通报和信息报告等。《环球》杂志:包括卫生体系在内的非洲援建是一个大而复杂的社会工程,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都在发力。目前仍需要哪些层面的积极投入?王晓春: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人群总体性死因问题,是评估社会发展的一个指标。比如在中国,列前十位死因的包括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传染病已不是主要死因。而在非洲,排前十位的死因里大概有6到7个都是传染病,其中很多国家排在第一位的死因是腹泻病,如霍乱等,死亡人群中5岁以下儿童占很大比例,然后是疟疾、艾滋病、结核等。也即对非洲来说,传染病依然是个很大的问题,一些在世界其他很多地区已经得到控制的传染病在非洲依然处于流行状态。新冠肺炎疫情进入非洲以后,是一种新发传染病。非洲整体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来保障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目前应急状况下外界当然可以援助它,但从长远来看,无论是政府间的国际组织还是非政府组织,应该在帮助整个非洲建设公共卫生体系上进一步发力,这样才能兼顾长远。中国目前整个公共卫生体系,从国家到省到市到县区,都有公共卫生人员在工作,由各级疾控中心去开展有关传染病的监控、预防、控制等,非洲在2017年以前是没有这样的机构的。非洲疾控中心建立之后,一直在协调非洲每个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监测和检测网络的建设。二是人员能力建设。三是实体机构的建设。非洲疾控中心正在帮非洲每个国家建设国家级疾控中心。目前非洲只有14个国家建立了国家级疾控中心或国家公共卫生机构。大部分国家正在建,有的国家还没想这个问题。国家级疾控中心都没有建立的话,就会造成一个后果——这个病出来就忙这个病,那个病出来就忙那个病,没有一个总的体系。所以,不管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还是其他疾病,都应该在这三个层面上发力,也都需要政府间的、多边的国际机构及非政府组织等支持,是可行的、可持续的、长远的支持。系统建立以后,才能更好地应对新发再发传染病的暴发和流行。未来发展态势《环球》杂志:目前看来,未来非洲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大致存在哪几种可能?或将给非洲带来哪些改变?王晓春:这个问题也是非洲疾控中心目前关注的问题,疫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最好的情况是跟中国一样控制住了,其次是平稳发展,当然谁也不愿意看到堪称最严重的情况。非洲会成为下一个重疫区吗?当然有很大的潜在风险。从数据方面看,非洲和欧洲发展很像;非洲的国家和地区数量,与欧洲差不太多;非洲人口有约12.5亿,欧洲7亿多,但欧洲2018年总GDP达到将近22万亿美元,但非洲只有约3万亿美元;欧洲从发现第一例到第1000例用了36天,非洲从第一例到第1000例用了37天,欧洲到1万例用了45天,非洲用了52天。这说明在疫情最初发展上,非洲和欧洲是很相像的,一开始的病例都是输入性为主,然后转变为本地传播和社区传播,所以病例增长很快,但欧洲增长到1万例用了45天,增长到5万例用了52天,即一周内就从1万例增长到5万例了,到10万例用了56天。短短几天内欧洲从5万例增长到10万例,说明整个欧洲疫情已经变成社区传播。非洲从第1例到第1万例用了52天,我们要看在多长时间达到5万例,多长时间达到10万例。如果说非洲达不到5万例数字就开始下降,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从影响方面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不单会给非洲,也会给其他地区带来改变。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过后,相关机构一定会评估其对经济的影响。非典、埃博拉等流行对全球经济影响较大,估计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不仅会大,而且会非常深远,即公共卫生问题不仅仅是公共卫生问题了,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了,会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等等。不难判断,此次疫情会让非洲各国更加重视公共卫生问题,更加重视公共卫生体制和机构的系统性建设问题。《环球》杂志:中国对非洲已经提供了哪些帮助?王晓春:中国支援非洲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捐赠医疗用品,包括政府的和民间的。在非洲各国的中资企业,通过中国大使馆,也在给所在国做捐赠,包括口罩、体温枪、消毒液等物资。随着中国国内疫情的好转,在非洲疫情趋向严重的时候,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都会加大支持力度。二是分享防治经验。主要有三个层面,第一是开讲座。3月初,我们通过中国政府机构,主要是外交部和卫生健康委,开了一个视频会议,中方专家从临床、预防、海关检疫等几个方面同非洲分享经验教训。这次会议至少有30多个非洲国家参与,会议持续时间很长,因为各国都提出了问题,与中方专家交流。以后可能根据需要,还要继续举办这种会议。第二是提供技术指南。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制作了大量技术指南,其中有些已经被翻译成英文、法文、阿拉伯文等。这些技术指南分发到非洲疾控中心及一些非洲国家,对于非洲更科学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起到了一定作用。非洲疾控中心借鉴我们的诊断治疗指南,在指导非洲各国有关诊断治疗的工作。密切接触者追踪指南方面,非洲疾控中心也在参考中国的做法。目前看来,如果非洲疫情进一步发展,中方可能还会提供更大的支持。比如,近日中方已派专家工作组赴非,更加直接地参与非洲疫情防控。来源:2020年4月29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9期《环球》杂志授权使用,其他媒体如需转载,请与本刊联系本期更多文章敬请关注《环球》杂志微博、微信客户端:“环球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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